温铁军等著破局乡村振兴：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考

温铁军等：《打破乡村振兴僵局：关于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11个思考》前言

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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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关注我们研究团队的朋友可能感觉到，我们一直在“发声”。我们不仅在国内外出版了十几本书籍，在各类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几十篇文章，还在哔哩哔哩建立了“国人乡村建设”和“环球大学”两个公众号，在抖音、今日头条上直接命名公众号“温铁军”。我们还组织志愿者团队来维护这些传播工具，从而在互联网上形成了各种形式的发声渠道。为什么呢？

首先，知识生产要自觉服务于国家需要。

2017年，中共十九大把乡村振兴确立为国家战略，标志着国家战略转型伟大时代的形成。乡村振兴不仅是国家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更是强内功固本、向生态文明转型的主战场。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型，充分体现在中共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上没有固定的现代化模式，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我们正在推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且，中央还把乡村振兴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时间阶段统一起来：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同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2050年全面实现现代化，同年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基于此，我们可以深化对中国现代化五大特征紧密关联的内在逻辑的认识，14亿人的“共同富裕”对内需要“物质和精神”双重文明的协调发展，对内需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化发展，对外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

相对而言，西方过于激进的工业化、城镇化、金融化、虚拟化模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房地产泡沫、难以遏制的金融杠杆等客观后果，不仅成为关注和管控的领域，而且这些本已猖獗的泡沫趋势一旦得到遏制，所导致的经济下滑很快就会被拿来“带节奏”，归咎于中央的宏观调控——在粗放数量发展时期已经强大到无法消除的资本利益集团的声音在政策场上如雷贯耳，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中下层民众深受其害却又毫无辨别能力，亟需有人为他们发声。

确实，二十多年来“三农”问题成为“重中之重”，我们各地乡村建设队伍早已达成“大象无形”、“巨响沉寂”的共识，我们更多的是进行基层调研和农村实验，很少在社会上“主动”发声，对各种困惑和批评没有做出回应。但当前全球危机极其复杂，需要我们配合国家应对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风险挑战，支持中央提出的战略调整。因此，近年来我们组织力量出版、发表了很多著作，针对全球危机提出了强化乡村“劳动力池”作用、扩大生态工业化“资产池”等理论创新。我们还在一些媒体上用视频等形式普及“三农”知识，报道我们队伍最新的研究成果，有人觉得很好，可以让大家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客观存在的各种挑战和机遇； 有人觉得我们很烦，几十年如一日地喋喋不休地为“三农问题”喋喋不休，为乡村振兴不厌其烦地“击鼓”“呼喊”……但，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我们不断发声、不断呐喊，确实能起到一个起点。

这并不是要争论哪一类建议在表达国家大政方面更有优势，而是我们依靠更广阔的研究视角和长期深入国内外基层调查研究的积累，才能更好地构筑起应对全球危机挑战的“压舱石”，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局贡献力量。这大概也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自觉觉醒吧。

大声说出来，因为我们还处于“居安思危”的阶段。

我们都知道，新中国的发展史从来都是充满危机的，因而有“患难见真情”的经历。那么为什么现在要说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呢？最主要的原因是金融资本阶段资本主义的“内爆”趋势显著。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协同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应对经济下行，大规模制造流动性过剩，把美国西方推行的金融资本虚拟化扩张造成的泡沫破裂的成本转嫁到全球。对我们中国来说，就意味着我们为世界进口、生产得越多，我们吃下的通胀就越多，简单说就是输入性通胀。那么我们要问，还有谁愿意继续这样吃别人出口的成本呢？这是全球化挑战的第一个重大问题。随后2014年，美国停止量化宽松，那些从大宗商品价格飙升中获益的国家已经把好处全部吃光了。 而当物价大幅下跌的时候，比如当油价从148美元跌到30美元的时候，这些原本因原材料价格上涨而获益的国家突然没有了利益，消费突然萎缩，导致全球通货紧缩，外部需求大幅下降。

从全球通胀到全球通货紧缩，客观上是主导全球化的所谓霸权国家造成的。那么，我们难道还要继续顺从霸权国家的利益，继续走吃价格的老路吗？为什么中国要在“十四五”转向“新阶段”——调整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因为有时候是全球通胀​​，有时候是全球通货紧缩，而对我国来说，输入性通胀、输入性通货紧缩，都是美欧日等先进入金融资本阶段的量化宽松政策的代价。再加上2018年以来，霸权国家发动全球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不断对我国发起攻击。即便我们想继续走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融入全球化的老路，他们也不会放过我们。

因此，我们面临的全球化挑战是一个长期的战略问题，而不仅仅是新冠疫情导致的全球供应链中断。其实，对中国崛起的遏制早已开始，在2019年疫情爆发前约10年左右。自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以来，我国不仅一直面临全球化成本转嫁问题，且时有起伏，而且当时霸权国家“高调回归亚太”，将60%的军事力量转移到亚太地区。

因此，我们既要着眼当前充满挑战的阶段，也要考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临的更加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练就应对危机的内功，牢牢稳住农业基本基础，扎实做好“三农”工作，发挥好“三农”工作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

要讲出来，因为中国的思想理论界还没有脱离西方的话语体系。

众所周知，全球90%以上的信息都是由西方大资本集团控制的、用英文书写的、刻意强调“自由”的媒体发布的。这种“资本控制自由媒体”的西化基本结构，在全球思想理论界能够实现赢者通吃、“顺则昌，逆则亡”。这决定了，面对全球解体这一重大历史和世界危机，我们似乎很难用基于中国自身经验的中国话语构建支撑软实力挑战的能力。

从一百多年前洋务运动开始，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热衷于学习西方，经过了近百年的激进演变，应该说逐渐变成了“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中学为用”也难以成立，基本上是中国完全被西学覆盖的局面。这种以西学为基础的学科理论体系来解释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和经验，相当于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覆盖，一定程度上应该称之为“降维覆盖”。

我们在十几年前就开始尝试基于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形成中国话语。应该说在西方话语体系掩护下所做的努力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但我们尝试了。在宏观层面，我们研究组发表了《八次危机》，讲了1949年至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的波动周期，之后又发表了《去依赖》，具体介绍了1949年至1952年三年间的经济波动。这实际上构成了对2009年以前中国当代史上发生的九次危机的解读；我们还发表了《全球化与国家竞争》，总结和概括了具有代表性的新兴七个国家的经验教训。在中观层面，我们研究组发表了《解读苏南》、《重读苏南》、《解读珠三角》等，分析和阐释了不同地方的发展经验。 在微观层面，我们研究出版了《解读战旗》，从村庄奋斗的微观视角阐释中国的发展经验。在农业领域，我们出版了《中国农业的生态转型——社会化生态农业的理论与实践》《从农业1.0到农业4.0——生态转型与农业可持续》，基于全球气候地理的历史演变，系统梳理农业发展的演变，再从国际比较的视角介绍国内外可持续农业发展的丰富经验。

我之所以简单介绍这些成果，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这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尝试。而讲好中国故事，必须从宏观和微观、从多角度去解读。

今天，中国在面对国际社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坚持了有别于西方制度的新型国家制度。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效实施，解决了许多问题。无论是全球化的挑战，还是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新型国家制度都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然而，这种行之有效的经验，却导致了西方国家坚持“反共”意识形态的新冷战。近年来，美国对华强硬政策从未停歇，展开一系列打压中国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的行动，甚至公开认为中国的发展应该归功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

近年来，理论界对“三农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但不少学者仍将西方的理论逻辑套用到国情各异的地方问题上。西方学界基于“土地私有化+流通市场化”逻辑提出的农业规模经营思路，在国内理论界得到了普遍认可，除了外部资本利益集团热衷于下乡牟利的背景外，部分原因在于其理论逻辑确实非常完备。但将这一理论逻辑直接套用到发展中国家的“三农问题”上，显然缺乏实证基础。几乎所有亿级以上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在继承或采用西方制度后，都普遍受到“种地者无地”、城市贫民窟和农产品全球分工体系等问题的影响，从而引发经济波动、饥荒或社会动荡。

因此，我们迫切需要打破西方的话语体系，形成中国和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话语体系，避免被西方现代化模式所牵着鼻子走。

大声说出来，因为我们不能走错路。

红帆八项政策中，粮食是首位。目前，制约“三农”的两大基本矛盾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第一个基本国家矛盾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一局面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因此大量进口国外能源、原材料、粮食、饲料等；第二个基本制度矛盾是“城乡二元对立结构”，这一局面已经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从2005年新农村建设战略的确立，到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的确立，国家各部门在农村的投资形成了几百万亿的设施资产。由于农民无法独立形成资本投资能力，农业无法完成资本积累，所以要靠政府投资来完成。这大大改变了农村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缓解了城乡二元对立结构。

但是，原来在二元结构下形成的制度、法律、政策乃至执行政策的部门并没有改变。比如，在90年代，我们开始倾向于搬美国教科书上的理论体系。有人说美国农民多好，规模大，产量高。其实这个概念是错的，应该说“美国农民”或者“美国农业产业工人”多好。当时有人主张把美国农业现代化作为赶超的目标。甚至30年后的今天，仍有学者提出把美国规模农业作为农业现代化的目标。现实中，有很多投资者因为发展规模农业失败而跑路了。

我们一定要模仿别人吗？100年前，美国农业学者富兰克林·金博士到中国、日本和韩国考察东亚农村小社区经济。他不仅意识到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形成的间作套种有机农业，有效地养活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同时也最能保持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他还将其与西方人在美国形成的大农场（用强大的船炮殖民并暴力占领土著民族的土地）在短短一百年内就严重破坏资源环境的教训进行了对比。事实上，如果以单位面积农业效率计算，中国至今仍是土地产出率最高的国家。

党中央一直强调的发展规模是以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为主体的适度规模经营，从未肯定过美国式的大农场。那些按照西方模式发展农业的南半球发展中国家成功了吗？实地考察就会发现，一些走西方道路的南半球国家，最终只是成为向西方提供初期产品的附庸，深陷“后殖民”式的单一经济。

因此，我们要从国情出发，以家庭经营为主，有历史耐心，不搞强制集中，因地制宜，探索不同农业分区适度规模经营，既要因地制宜，确保“大粮食安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又要坚持走中国特色乡村振兴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农业是国之本，本稳则国安”。他在党的二十大前的讲话中特别指出，“世界上没有固定的现代化模式”。的确，这也是我们此时发声的根本原因。

[作者是温铁军和陈高伟。温铁军是长安街读书会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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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星月； 第一审：程子倩、陈佳妮； 二审：李昱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