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农业的实践(1)：“三才”观、循环观等重要思想

中国有机农业的历史基础、发展现状与未来（二）

中国传统农业实践

中国以农为本，五千年历史文明的根基是中国的农耕文明。 强农既是解决民生的重要手段，也是国家和平稳定的根本。 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农耕文明不仅从未被抛弃，而且还在不断发展进步。 它总结了“三才”观、农时观、轮回观等重要思想[1]，尤其倡导“天地人和”。 融合东方制度哲学和传统农业实践的“三才”理念[2]深入人心。 “三才”概念的经典表述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的《吕氏春秋·慎事》中：“夫庄稼为人，生为地，养于天”。 它指出了农业生产中天、地、人、作物的统一关系[3]，简明扼要、科学地指出农业生态系统的三要素是生物有机体（作物）、生物有机体赖以生存的环境条件，以及人类社会。 劳[2]三者之间的平衡是维持农业生态系统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才”理念的农业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正是因为我国传统农业的“三才”思想深入人心，它能保持土地资源几千年，而只有世界7%的土地。 养活了世界 22% 的人口。 中国传统农业思想具有历史传承和借鉴意义，对我国乃至世界探索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现代农业之路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4]。 同时，中国传统农学思想为历代统治者治国理政、农民生产技术的应用和我国农耕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明确的方向。

古代农业政策

农业在人类文明史上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可以说，人类世界文明的进步是以农业的发展为基础的。 在人类文明史上，尼罗河、美索不达米亚、恒河文明先后衰落、中断。 唯有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我们的生存空间里，农业生产得到了发展。 农业技术长期走在世界前列，粮食生产已经能够从内部维持各个朝代的需要，而不需要从外部掠夺或依赖外部供应。

中国以农为本，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基础是农耕文明。 中国王朝的存续兴盛，或建立安定，无不以农业的稳定发展为基础。 对农业的重视可以体现在具体的农业行动和政策中。 为表现亲农态度，皇帝要亲自“耕皇帝的田”，后宫的妃子们也要从事力所能及的农事活动，“妃亲蚕”。 皇帝亲自掌管农政，使之成为朝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农事紧要的季节，他甚至亲自到场询问具体的农业管理问题。 地方各级干部把农业管理作为治理的重点工作。 一方面，他们要代表皇帝行使土地管理职能，确保庄稼种植面积的稳定； 另一方面，他们不得不代替皇帝征税，主要是农业税；

此外，中国历代以“以人为本”思想为指导，根据生产力和国情不断调整农业政策，包括土地政策和粮食政策。 土地政策的根本是根据不同国情稳定农业生产，维护国家稳定和发展。 土地政策保证农民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以满足国家税收、兵役和杂役的需要。 粮食生产是古代社会经济的核心。 当自然灾害影响粮食生产时，政府采取救助、贷款、粮谷转移、养老等措施，无疑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保护农业生产力，让农民生存。 克服困难，粮食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农业一线活力得以保存，粮食生产得到间接保障。

农业生产是自然生物与文化社会相结合的过程，是种子、土壤、气候和人类劳动相互作用的产物。 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活动源远流长，从品种到开垦，从生产工具到耕作技术，从农学理论到贮藏实践，形成了灿烂的农耕文化，影响和指导了历代农业生产活动朝代。 因此，要了解中国传统农业的精髓，还需要探究中国传统农业的生产实践。

古代农业文化

中华文明是典型的农耕文明。 农业在中国从古至今的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最早的农业史可以追溯到“神农教民耕”。 原始农业起源于华北黄土高原，约8000年前开始从华北山地向平原发展。 黄淮海地区逐渐成为我国传统农耕文明的发祥地[1]。 西汉时期奠定了以铁制农具和牛耕为特征的集约化农业模式之后，中国进入了近2000年的传统农业时期[2]。 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传统农业不仅融入了节日、婚宴、庙会、禁忌、谚语、童谣等社会习俗和活动，而且将农业耕作与自然四季循环相结合，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农业耕作环境。 农业气候指导日历——《二十四节气》[3]。 与农耕有关的民间谚语也有很多，如“瑞雪兆丰年”、“春雨贵如油”等。

农业生产过程受气候影响很大。 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古代中国，人们将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融入到丰富的想象中，产生了各种美丽或恐怖的神灵和传说。 人们对自然充满敬畏，把对丰收的期盼寄托在神灵的恩泽上，逐渐形成了祭祀仪式。 祭、先农、灵星是中国古代祭祀农神的三大重要祭品[4]。 《后汉书·明帝纪》一书中记载：每年开耕前举行的祭祀仪式，皇帝先将准备好的牲畜祭祀神灵，然后拿着农具领头在农业。 意为求神明庇佑，风调雨顺，亦上下勉励百姓勤劳。

古代农具不发达，农活异常辛苦。 一旦发生自然灾害，他们将面临饥荒和饥饿的威胁。 来之不易的美食，让人越发珍惜。 在中国小学人文教育课本中，有《悲农》等唐诗，描写农耕之辛苦，粮食来之不易，告诫人们要珍惜农民的劳动成果。

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传统农业，其实就是有机农业。 二战后，化肥、农药和农业机械逐渐用于农业。 农业活动解放了劳动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高产。 四千年来，农民们面朝黄土，背对着天空，感受着工业巨兽的威力，仿佛找到了照亮黑夜的火炬，高呼“人定胜天”的口号去征服自然。 重新存在。 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谈到人与生态时指出：“我们不应该过于陶醉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在报复我们”[5]。 大量、过度使用农药在增加粮食收入的同时，破坏生态平衡等弊端也逐渐显现。 《寂静的春天》出版于1962年，该书对滴滴涕等化学农药对环境的无情危害的揭露，犹如旷野的呐喊，唤醒了人们尚未觉醒的生态保护意识。 在《寂静的春天》发表后的三十、四十年里，可持续发展理念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认同[6]。 中国农业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不能简单地恢复农耕制度，还应该结合中国国情和现有科学技术。

古代农业技术（高勇）

1、肥料

土壤-肥料-植物之间的平衡是农业生产健康发展的基础。 土壤是植物生长和肥料作用的载体基质。 肥料为植物生长提供养分，提高土壤肥力，

肥料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作用，已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所深知。 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类型的肥料。 据清代《肥史记》相关记载：我国古代肥料可分为11类，即粪肥、土肥、灰肥、绿肥、泥肥、饼肥、渣肥、熏粪、骨粪、秸秆粪、杂粪。 其中，粪便多为古代畜禽的粪便，主要有牛、羊、马、驴、鸡、鸭、鹅等，可作基肥或追肥，是粪肥的主要来源。古代农业生产中的肥料。 土肥，顾名思义，主要是指旧墙、灰尘、灶土等，氮、磷、钾含量高，肥效持久，所以主要用作植物基肥。 灰肥主要是指燃烧杂草等有机废弃物形成的草木灰，以及炉灰、谷壳灰等，富含钾、钙、磷等元素，常用作速效追肥肥料。 西汉施绿肥时，农民有意识地让杂草生长，春耕时翻犁为肥源。 西晋时期，我国开始种植绿肥（黄豆、胡麻、绿豆、紫云英等），南北朝时期开始大规模轮作。 泥肥主要指池塘泥、沟泥、湖泥、河泥等，营养成分全面，宜作基肥。

饼肥是将渣饼用杵捣碎与熏土搅拌，发酵成堆，美编后翻堆，重复3～4次。 渣肥主要来源于豆渣、糖渣、酒渣、油渣等，富含有机质，可作基肥。 生产熏蒸肥是将动物粪便直接焚烧，促进其氧化成熟，可大大提高肥效。 骨肥的原料多为畜禽骨、鸟兽骨、鱼骨等，营养成分高，可适量作基肥，不宜过多。 秸秆肥料是指各种农作物秸秆的自分解作用，可增加土壤肥力，疏松土壤结构。 即秸秆还田。 杂肥是指经过沤制，用作基肥或追肥，适合土壤，营养元素含量高，肥效显着、持久的各种有机废弃物。 [1-6]

2、二十四节气

3、间作

4、古人对微生物的应用

微生物在整个生态系统中扮演着分解者的角色，是有机农业实现循环利用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创新和发展，国际上的研究热点越来越集中于微生物。 在拥有几千年传统农耕文明的古老国度，我国劳动人民对微生物的认识和利用源远流长，创造了丰硕的成果，散发着中华民族聪明才智的光辉。 这些智慧大多集中在食物上，比如酿酒。 《周礼》中提到“三酒五酒”，对酒的名称和酿酒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充分说明早在三千多年前，对青稞酒酿造的观察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有思想，对曲中微生物的生长发育有一定了解； 在制醋制酱方面，同书有“艾人”记载。 羞于吃喝，……“一百二十坛作酱”这句话说明，至少在2500年前，我国就懂得制醋制酱。 这些技法在《齐民要术》中也得到了证实。 贾思勰把醋酸的形成与醋酸菌形成的膜（衣服）联系起来，认识到“衣服”是有生命的物质。 此外，麦粒作曲（黄衣）、面粉作曲（黄蒸）和作酱用的发芽谷（麴）也列为一章来论述，可见当时已实现。时间 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关于面食的制作，有学者指出，西周时期的“丹药”是一种发酵面食。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面条烂食浮肿，可得病症”。 宋代时，“发面法”的出现，为类似的现代馒头面团发酵技术奠定了基础。 简写成几句话，主要是说古人很早就会利用微生物。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利用微生物来提高土壤肥力。 春季铲除杂草，利用夏季炎热多雨的气候，把它们腐烂成肥料。 西汉时期，人们有意让杂草滋生，春耕时翻犁施肥。 《齐民要术》卷首“杂注”中有“踏粪”，是关于堆肥堆积的最早记载。 此外，古人还通过种植豆科植物来提高土壤肥力。 这一措施是在培养和增殖微生物的过程中，豆科植物根部的根瘤菌具有固定大气中氮的能力。 汉末（公元前1世纪）的《思圣书》、公元3世纪末西晋郭义公所著的《广志》，至公元6世纪的《世纪北魏齐民要术》。 最近，瑞典有机农业研究所也证实了豆类作物轮作可以提高土壤肥力的说法。 长期以来，中国农民都知道将土壤转移到种植新豆的田地，以确保新豆长势良好。 这种方法被称为“客土法”。 现在看来，这实际上是微生物根瘤菌的接种。 [7-13]

文献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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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方新芳． 中国古人是如何利用微生物的？ . 科学大众, 1962: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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