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嫣：中国社区支持农业和可持续农业的重要推动者

【石燕】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女，博士，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国家发改委公共营养与发展中心全国健康家庭联盟健康传播大使。研究方向：可持续农业与公平贸易，中国第一位出差赴美公费从事农业工作的学生，曾任小驴公民农场名誉主任。他现在是 CSA 项目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中国社区支持农业和可持续农业的重要推动者。2016 年 3 月 16 日，石岩当选 2016 年全球青年领袖。

《农民四千年》简介。

最近，我应朋友邀请参加一个读书俱乐部，介绍我和妻子五年前翻译的《四千年的农民：中韩日永续文化》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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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岁的农民在有机农业领域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因为它是第一本反映西方对不可再生能源的依赖并介绍东亚持续数千年的农业文明的书籍。”

一百年前，美国殖民形成的大型农场已经面临各种困难：农业生产高度依赖不可再生能源投入;一百年后，美国农场的数量急剧下降，农场越大，对杀虫剂、化肥和农业投入品的依赖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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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作者是美国土壤局局长，他于 1909 年 2 月 2 日离开美国西雅图，7 月下旬返回，在中国停留了大约 4 个月零 20 天，前后两个半月，还访问了香港、珠江三角洲和西江流域， 青岛、济南、天津、长春、金考察了稻农业和旱作农业，书中反复提到的核心点是当时中国城乡之间和农村内部的物质流通，特别是农业与人们衣食住行的关系，文章中的描述展现了眼前传统农耕社会的图景， “土永远新强，用粪如药”，而中国传统农业的核心主张“种养结合，精耕细作，土永远新”，核心是处理好农业与天、地与人的关系，农业要因时宜地制宜， 而农民需要处理好这些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农业的管理。

这让我想起了很多人经常随口说：“我已经种了几十年了，没有杀虫剂和肥料我什么都得不到！其实，这种描述也反映了农民对物候、土壤肥力和作物管理的理解之间的关系，而农业耕作技术则体现在农民对这三者关系的理解上。就像我们通州顺义两个蔬菜种植基地的技术人员郎师傅和马师傅种植同一种蔬菜一样，虽然都是有机耕作方式，但还是存在技术差异，会影响产量。差异本身来自经验。这也说明，有机农业技术单就农业技术而言，无法与传统农业技术相提并论，无论是有机农业还是常规农业，具体农业操作的差异都是巨大的。

在中国传统农业思维中，施肥的主要目的是“给土壤施肥”，而不仅仅是像美国那样在微观层面上满足营养需求，中国农业的理念是整体性的。书中提到了当时使用的十几种肥料：人粪、畜禽粪、蚕粪、蚯蚓粪、植物灰、草木叶、绿肥、堆肥、骨肥、泥肥、土壤肥料、稻草、螺蛳壳、豆饼、炉灰等，书中还描述了中国农民种植技术的核心原则是“如何集约有效地利用时间和空间”， 所以像间作、间作、复种、轮作等，都是为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获得更多的产出。

当然，笔者在中国的四个月也经历了很多中国风土长，农业为中国人提供食物、衣服、住房和原材料，养蚕、种茶、种烟、建筑、燃料、布料等都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与当地生活相关的是在这种生活方式下形成的当地文化，诚实、节俭、快乐、知足、忙碌、和平......虽然从书中的黑白照片中看不到用这个词来描述的那个时期中国人的生活，但肯定有人会说，金把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条件浪漫化了，但在农业文明的条件下，这样的生活方式或许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靠近陆地，人类无论是在主动还是被动的条件下，都会更接近大自然的节奏。生命过程包含丰富的物理、化学和心理反应，而时间是所有这些反应的函数。农民是一位勤奋的生物学家，他总是试图根据耕作的时间来安排自己的时间。

（一百年后的今天，农民已经远远落后于激进的现代化浪潮，社会反应的条件大不相同，认识到农民价值的能力和农民对自我价值的认知与一百年前大不相同。在这里，作者和作者都没有做出价值判断。）

费小彤读完这本书后写道：“中国人就像整个生态平衡中的一个环节，而这个循环就是人与土的循环，人从土壤中诞生，食物从土壤中取走，废弃物回归土壤，在生命的尽头，他们回归土地。代际和重复。”

分阶段发展有机农业

有趣的是，在金完成这本书之后，英国土壤科学博士霍华德被皇室派往印度教授农业耕作技术，在印度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对英国的农业耕作方法和科研体系展开了批判和反思，完成了一本同样对有机农业影响很大的书， “农业圣书”。

后来，以鲁道夫·施泰纳、罗代尔、福冈正信为代表的生物动力农业、有机农业、自然耕作方法都有相似的核心思想，只是技术操作不同，但都是国际有机农业运动的一部分。

从这个发展阶段，我们可以看到，有机农业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是在寻找最纯净、最无污染的食物，就像很多人会问：“北京的空气被污染了，怎么种有机呢？其实这个问题混淆了有机农业和有机认证产品的区别，这个阶段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直到 20 世纪 7080 年代，是各种有机农业思想和哲学起源的时代，这个时代面临的问题的背景是西方大农场模式的可持续发展， 如何让农业更加节约资源、更环保，这是这个时代农业理念诞生的基础。这个时代也被称为有机农业的 1.0 时代。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随着发达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也带来了许多开发成本的转移，农业污染、食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对有机农业的市场需求越来越大。因此，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各国的国家标准开始出现，但这些国家标准基本上是指行业内不同地区的标准，也是有机农业中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平衡。从 1970 年代到 2010 年代，这一时期是有机农业贸易大发展的时期，有机产品的进出口、国内市场开发、大型展览在有机农业运动的阶段更为活跃。这个时代有机农业的特点是有机农产品更加市场化、工业化和全球化。这个时代也被称为有机农业的 2.0 时代。

当然，这个阶段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有机农业也实现了工业化，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以较低的价格销售，许多大型有机农场美国雇佣墨西哥非法移民工作，很多人认为这个阶段的有机农业偏离了“生态、健康、 公平、关怀“，虽然有机产品为消费者带来更多好处，但公平和关怀的概念并未体现在有机农业系统中。也就是说，在有机农业系统中，经济与社会脱节。

还有一些关于降低有机农业标准的讨论，许多人认为这是为了扩大有机产品的国内市场份额，以应对对有机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例如是否允许转基因种子的问题。也有不少人认为，有机认证本身就是简化了有机农业的理念，在认证标准中只能体现对种植方式的要求，并没有体现有机农业对人与人关系，特别是生产者与消费者关系的思考。因此，我们看到了与有机认证平行的第三方系统TPS的出现，现阶段有机农业认可参与式保证系统PGS，它首次出现在巴西的一次有机农业会议上，许多人提出，目前的有机认证已经重新切断了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并成为一个中间利润部门， 应该有一个由生产者和消费者拥有的新认证系统，认证过程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到目前为止，巴西、印度、新西兰和美国都有国家认可的PGS系统，他们认证的产品有的可以贴上“PGS有机”的标签，有的只能用“生态”标签。在 1970 年代有机农业的 2.0 阶段，欧洲和日本也出现了一种倡导“直销、本地、友好”的生产和营销模式，在日本被称为“合作”，在美国被称为社区支持农业 CSA。在中国，我们把这种模式统称为“社会化农业”，意思是它不同于只重视经济功能的工业化农业模式，工业化农业只把农业看作一种生产方式，把农产品看作一种商品，而忽视了农业在环境保护等其他方面的功能和价值。 生活、休闲、就业等，社会化农业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农业生产和流通模式，2008 年后公民 CSA 农场、农贸市场等农业各个方面的兴起。消费者共同购买等模式属于社会化农业类型。

从 2010 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农民越来越活跃在世界有机农业的舞台上，他们提出有机农业应该回归以生产者为中心的本质，而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合会的主席就是澳大利亚的一位有机农民。于是，有机农业 3.0 时代已经到来，它仍将发展有机农业贸易的部分，但将更多地回归有机农业四大原则的核心部分。在这个 3.0 时代，我们看到 IFOAM 已经开始推动直接连接生产者和消费者的 CSA，降低认证成本，让更多的小农户加入有机农业运动的 PGS 参与式保证系统。IFOAM 曾与 CSA 国际联盟谈判，希望成为 IFOAM 平台的一个分支机构，但该提议被董事会拒绝。在 2014 年土耳其举行的第 18 届国际有机农业大会上，设立了会前会议讨论 PGS 的发展，并通过国际交流计划派遣国际 PGS 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到中国进行一段时间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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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有机农业的介绍与西方不同。如果以现代话语中的“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为首要评价标准，那么地方文化就是这个标准下文明的最高形式。农业不仅是乡土文化中的一种生产方式，也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资本文明的形式，发展的内在动力来自于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如果农业价值高，城市就不能再继续向农村抽血，那么城市化本身就很难获得低成本的劳动力，中国农民如果能在农村获得足够体面的收入，就不一定想在城市工作。然而，地方文化本身的正外部性不能简单地用经济效应来评估。

可以想象，如果我们的政策导向继续沿着城市化进程的方向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社区被摧毁，城市也将为此承担更高的风险成本。农产品的低价格使农民无法在土地上生活，只能去城市工作，成为城市工人，主要从事建筑业;低廉的价格也为城市居民提供了维持城市生活的低生活成本，城市生活消耗了无数的“低价”产品，从食品到衣服，而这些低成本产品具有极高的环境和当地社会成本。因此，中国的有机农业不应简单地是对农业生产标准的认可，还应包括对当地文化的保护和认可。中国有句俗话：“人没有不能忍受的苦，却有不能享受的福气。“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仅仅依靠人类自身的道德约束可能要求太高，保护和珍惜现有文化并不是一种固守旧方式，而是中国文化中'中间道路'内涵的发展。

中国有机农业发展的瓶颈

发展有机农业是为了什么，如果只把有机农业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或贸易产品，那么有机农业的发展也会走向“工业化”、“机械化”和“现代化”的困境，即发展不知道是为了什么，这些本身都有一定的价值， 但如果他们是为了转型，肯定会出现，为了使用大型机械和转移土地，让小农无法生存，资源掌握在少数大农场手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农业补贴基本上都给了大农场，而得到这些补贴的农场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越来越小，因为与农产品的收入相比，他们很容易就能拿到，然后我们看到大量的补贴项目，废弃的设施越来越多， 与此相比，真正承担质量和产量基础的小农户很少能获得补贴和市场准入。

如果中国有机农业的发展从根本上讲是关于保护当地文化，那么就必须为这些小农户提供市场和支持，以及公平有效地传播技术。作为生产者，农民选择种子、杀虫剂、肥料和其他投入品，他们获得的知识被本地化或被专家学者和大型农业公司垄断。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有机农业困境，是由于农业政策本身有利于产业化农业的发展，而推动多元化、非标准化、小规模、地方化的农业政策非常有限，方向是不要让大公司进入来取代看似“落后”的小农户， 而是要给农民组织的基础，形成合作对接市场，真正把农业的方向放在让农民通过农业生活在农村，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如何有效实施政策并减少农业部门利益的影响。政府直接与农民对接，交易成本会非常高，所以有必要允许农民行业组织或协会的成立，政府会改变服务的概念，成为行业组织的服务和利益协调者，这样政府就不再是应对危机的主体， 而每次出现“草莓农药残留超标”事件，政府都需要处理，但很难形成令人信服的解释。

有机农业倡导公平、健康、生态、关爱四大原则，希望在有机农业3.0时代回到有机农业的发源地中国，重新探讨城乡、生活方式、生态价值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