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与乡村环境代价：粮食增产背后的耕地质量危机

蒋高明：发展有机农业不会导致粮食减产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以牺牲农村的自然和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粮食产量在增加，但环境污染和一系列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

2003年以来，虽然我国粮食总产量突破6亿吨，实现“十连增”，但现代农业过度依赖化肥、农药、除草剂、添加剂、农膜等化学生产资料的弊端逐渐显现，并开始对环境产生日益明显的影响。

从耕地质量来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耕地地力明显下降，全国土壤有机质含量平均不足1%，与此相对应，中国化肥使用量及增长速度令人担忧。

蒋高明说，国际上公认的化肥施用安全上限是225公斤/公顷，但我国单位面积平均施肥量已达434.3公斤/公顷，是安全上限的1.93倍。20世纪50年代，我国每公顷（15亩）土地施肥8斤多，现在则达到868斤，是过去的100多倍。

但如此大量的化肥并不意味着得到了充分的利用。蒋高明说，这些化肥的平均利用率只有40%左右，其余的都被浪费了，变成了污染。再加上畜牧养殖带来的污染，农业成为主要的面源污染。

这造成了严重的双重损失，一方面，过量施肥导致农业面临严重的面源污染；另一方面，化肥的大规模生产导致产能严重过剩。

蒋高明说，国内工业化养殖每年产生27亿吨畜禽粪便，但由于种养分离，这些有机肥不能得到很好的回收利用，“二者的存在都是逐利的结果，但最终受害者还是农田和消费者。”

至于其他农用材料，蒋高明举例称，我国农药平均施用量为13.4公斤/公顷，其中60%至70%残留在土壤中。1990年，农药施用总量约为70万吨，20年后，这个数字已经变成170多万吨。每年，我国约有50万吨农膜残留在土壤中，残膜率达40%。这些农膜的存在，在15至20厘米土层中形成了不易渗透水和空气的难耕层。

此外，日益严重的雾霾也与农业息息相关。氮氧化物是雾霾的元凶之一，而生产化肥需要燃烧煤炭，从而释放出大量的氮氧化物。化肥无法被农田吸收利用，也会以各种氮氧化物的形式排放出去。当然，尽管有禁令，秸秆焚烧依然存在，也是雾霾物质的“贡献者”。

也就是说，越是在农业资源紧缺的条件下追求农业增长，就越会导致化学品等各种投入增加，投入产出越不合理，农业和农村越容易失去可持续的基础，使我国农业成为“面源污染最广泛的产业”。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政府连年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但即便农业粮食产量有所增加，相对而言，这仍然无法给农民带来实质性的收益。处于农业产业低端的农民种粮积极性已经丧失，弃耕成为最现实的选择。两湖、江浙、广东、四川等地弃耕现象愈发严重。

蒋高明认为，从长远来看，发展生态农业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但是，发展不使用化肥、农药的有机农业，是否就意味着粮食减产，甚至如生物技术专家所说“生态农业会饿死人”呢？

蒋高明回应称，现在人们都重种子，轻土壤改良，实际上发展有机农业不但不会减产，还可以把低产田变成高产田。

2006年7月，在山东省平邑县，蒋高明带领科研团队建立宏益生态农场，摒弃化肥、农药、除草剂、农膜、添加剂、转基因六大不可持续技术，从秸秆、“害”虫、“野”草的综合开发利用入手，结合种养结合，实现“低投入、零污染、高产出”的生态循环农业。

该农场整合“禽粮互动”的优势，通过堆肥、深耕、人工和生物除草、物理和生物防治病虫害、保湿等方式提高粮食产量，即利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的原理，而不是化学杀虫方法来控制昆虫和杂草害虫。

四年后，原有的低产田已转变为高产田。对2008年至2010年土壤主要养分含量的分析表明，土壤有机质等指标开始恢复。这些养分主要来源于牛粪养殖中的精料。

值得注意的是，困扰农业生产的杂草和害虫在农场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宏益生态农场从2008年开始使用昆虫诱捕器，每盏灯捕捉的昆虫数量从最多时每晚9公斤下降到如今的不足1盎司。

蒋高明补充说，现代农业需要使用除草剂、农药，而且用量也越来越多，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控制病虫害，反而把有害部分留在土壤和空气中，大大降低了野生物种多样性和乡村生物多样性。

蒋高明表示，真正的有机农业应该是保护环境的，不使用化肥和农药，也就是从源头上逼迫农药和化肥厂倒闭。对此，政府一方面要介入，另一方面要动员消费者和农民参与有机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