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问题”与农业之间的关系仍需要加强学习

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综合国内外形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对此，我国制定的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并实现稳步下降； 到2060年，碳中和目标顺利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新境界。 农业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战略领域，“碳问题”与农业的关系还需要我们加强学习和研究。

2001年，新经济危机和9/11政治危机在美国同时爆发。 这两次危机促使外资大量涌入中国。 当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外资，为加入WTO带来的经济高增长喝彩时，却忽略了高增长的另一面——环境的急剧恶化。 近年来，各级农业投入大幅增加。 但是，我们对农业的投入少了生态有机农业，更多的是化学农业、转基因农业和机械化农业。 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们农业现代化的概念就是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和大型机械。 然而，这种石化农业生产方式在20世纪70年代引起了世界各国的警惕和反思。 这种农业生产方式使我国农业产量实现了“十连丰”，但农业也成为我国最大的面源污染源。

2015年，相关报道指出，中国是世界上资源枯竭、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有关部门出台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重要指导意见，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保护。 那么当前，我们如何看待“碳问题”对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影响？ 特别是要思考如何将两者之间的矛盾从对抗性转变为非对抗性。

同时，要看到西方发达国家通过碳排放指数交易来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量，使其在保持高排放的同时抑制发展中国家进入高消耗工业化的可能性。 全球“碳问题”已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限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武器”。 对于后发的现代化国家来说，不仅承接了发达国家转移的高污染产业，而且被剥夺了继续发展的权利。 但中国在这些讨论中面临的是另一个问题——我们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2022年，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将达到110亿吨，约占全球碳排放量的28.87%，数据来自CEAD），而且还尝试做碳交易。

虽然我们人均碳排放量低，但西方不计算中国的人均账户，而是计算对其有利的总账户。 因此，西方攻击中国经济增长“肮脏”。 作为出口贸易大国，西方国家不会说我国生产的大量商品是供其消费的。 因此，对于我国来说，不仅为向西方国家出口低价商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也将由此造成的环境污染保留在了国内。 这些国家反过来指责中国向世界排放过量碳，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加剧全球变暖。 因此，无论是外部还是内部，我国要想在21世纪的碳博弈中不落败，就必须积极自觉地调整产业结构，改变这种高污染、高排放的发展模式，才能改变这种现状。 。 陷入被动局面。 现在弥补还不算太晚。 我们把“30.60计划”（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作为考核各级政府和相关单位的重要指标，也是客观和必然的。

我国地理结构复杂，气候条件多变，人均资源稀缺。 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自愿碳减排，应该是我们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转变高排放、高污染的发展方式，调整产业内部结构。 当然，这样的转变需要很大的成本，但更重要的是，它需要我们改变生产和消费意识。

例如，土壤中有机质的含量对农业产量具有决定性影响。 过去，我国采用大规模化学生产方式，导致土壤有机质含量大幅下降。 由于气候变化等多种因素，其有机质含量下降了2/3（《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报告2021》），并且还在下降。 可见，化学农业生产方式破坏了土壤的碳吸收功能，极大地损害了耕作土层的生产潜力。

又如，各城市单一植被观赏植物的绿化方式，需要大量的人力维护和肥料供应，而大量的景观树叶并没有发酵成有机肥料，而是耗费大量的劳动力清扫他们出来，然后将这些有机物填埋到非常有限的垃圾填埋场。 这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否有利于减碳、有利于生态？ 因此，如果不能适当调整大规模集约化、石化化的农业生产方式，改变城市单一的反生态绿化方式，我们恐怕很难在“碳博弈”中取得主动。并可能损害我们的内源性抗风险能力。

2007年，中共中央提出生态文明发展理念； 2012年，中共中央把生态文明作为重要发展战略； 2017年，中共中央把乡村振兴作为重大国家战略，开始强调在国内贯彻落实“两山”思想； 2021年，我国向世界承诺“30.60”双碳目标； 2022年，中共中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系列以生态文明为主轴的发展战略相继提出，要求我国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从思想意识到理论建设等多方面做出调整，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各个方面。 其中心思想是满足生态多样性的要求，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尽可能开展分布式减碳安排。 该安排是综合安全的重要基础安排。 这些调整不仅有利于我国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战略，也有利于我们练好内功，打牢基础，应对全球化解体的巨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