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霖博士：国家食疗养生师，多领域专家及有机生态农业发展见解

梅霖博士，国家食疗养生师，健康养生餐饮模式资深专家。

主研课题和主讲课题---

《知养无医》

《推动餐饮企业转型升级，推进健康养生餐饮模式》

《依托于中心城市的生态农业园商业模式》

和耕生态农业集团董事长

中国有机生态产业联盟理事长

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成员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客座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特聘导师

曾担任大连万达集团王健林、腾讯公司微信事业群马化腾、浙江奥康集团王振滔等企业的高级管理顾问。曾为大连万达集团王健林撰写著作《创新行天下》。

有机生态农业发展的三个理论和三个预测

和耕生态农业董事长 梅 霖

【文章摘要】

德国认证的有机农场数量，自1980年的500家增长至2008年的16068家；而奥地利的这一数字，则从1991年的2000家增加到了2008年的25850家。

在过去五年间，我通过实践与思考，成功构建了三项理论成果：首先，提出了关于中国土地革命的理论观点；其次，创立了阐述中国经济发展周期性的理论框架；最后，还形成了关于都市有机生态农场发展模式的创新理论。

我对未来农业、农村及农民的发展趋势作出三项预测，预计在接下来的十年左右，将出现以下三种情况：首先，目前较为偏远且贫困的地区，将在未来十年内转变为富裕地区；其次，中国将迎来第二轮“上山下乡”运动；最后，未来拥有土地的农村农场主群体，将主要由高学历人士构成。

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自然的重要性，切实增强对生态环境的关爱，全力迈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阶段。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所提出的这一饱含激情与期望的倡议，赢得了人民大会堂内代表们热烈的掌声。

我们要为自然保留更广阔的修复区域，为农业保留更多的肥沃土地，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天空湛蓝、大地翠绿、水质清澈的宜居之地。“我们要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至关重要的位置，将其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紧密结合，贯穿于各个领域和整个发展过程，全力打造美丽中国，确保中华民族能够持续繁荣发展。”

都市有机生态农场的运营理念，其核心理论可以概括为：推动农业向商业化转型，同时将商业活动融入田园化环境。

中国农村农业发展适度规模的农场制是势在必行的趋势和明智的选择。我早在三年前就预见，中国农业必须走上农场制的道路。而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明确提出了发展家庭农场的号召。那么，农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土地的分布趋向集中，唯有集中，方能构建起一定的组织架构，成为市场活动中的核心力量，并承担相应的社会及法律责任。在此基础上，引入相对优秀的管理及专业人才，才能有效提升农业的生产效率与经济效益，并确保产出的是无污染、安全的农产品。

有机农业在我国兴起已有约十年光景，截至目前，通过有机认证的农场数量已接近万家。显而易见，有机农业在我国的发展势头迅猛，犹如狂风骤雨，不可阻挡！

有机农业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受到了广泛关注，特别是欧洲国家在有机农业领域的认知起步较早。自1995年以来，有机农业产业在农业生产总产量中占据了8至12%的比例，其中美国占比约为6%。用于有机农业生产的土地面积持续扩大，从1986年的1.2万公顷增长到2008年的超过230万公顷；同时，有机农场的数量也从7800个激增至85000个。德国认证的有机农场数量，自1980年的500家增长至2008年的16068家；奥地利的这一数字，则从1991年的2000家增至2008年的25850家。那么，中国的有机农业发展前景又将如何？让我们共同期待揭晓的答案吧！

自2008年起我开始对有机农业的发展进行调研，至今已有五年时光。在这五年间，我亲身参与其中，如同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经历了无数艰辛与挑战。我既是有机农业发展的实践者，也是理论的探索者。我所秉持的理论源自实践，同时亦反哺实践，这正是理论与实践相辅相成的规律。

过去五年间，我通过实践与思考，成功构建了三个理论体系，恳请各位同仁携手共同探讨研究。

一是中国土地革命理论。我国历经三次土地革命的理论探索，首度革命旨在政治层面，追求自由，旨在推翻压在我们头顶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由毛主席亲自领导；次之，第二次革命聚焦经济领域，致力于发展，推动我国经济建设，从农村的年产量承包责任制扩展至城市工业与商业的繁荣，极大激发了劳动者的创造力，有效解决了我国的温饱及经济发展难题，由邓小平同志引领；而第三次革命则关注生态，关乎生命健康，以十八大会议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党章为里程碑，由国家领导人主导。

我们必须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然的重要性，更加主动地投身于生态保护的实践，全力迈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阶段。中共十八大报告中的这一充满热情与期待的呼唤，在人民大会堂内激起了代表们如雷贯耳的掌声。

与五年前党的十七大报告直接提及“环境”或“生态”等词汇的28处相比，党的十八大的报告这一数量显著上升至45处，同时，我们还需注意到，“自然”一词也成为了报告中的另一个重要关键词。

我们要为大自然保留更多的恢复空间，为农业保留更多的肥沃土地，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天空湛蓝、大地翠绿、水质清澈的美丽家园。我们要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至关重要的位置，将其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和整个过程中，全力打造一个美丽的国家，确保中华民族能够持续发展。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关乎民族繁荣与人民福祉的长远规划。在资源日益紧张、环境恶化、生态系统持续退化的严峻挑战面前，我们需秉持敬畏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核心位置。要达成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愿景，就必须坚持维护“绿水青山”。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构建一个“美丽中国”呢？报告明确指出：应全力推动绿色、循环、低碳的发展模式。这一理念不仅是当前全球共识，同时也日益受到我们党的高度关注。报告强调，需“提升生态产品供应能力”，优良的生态环境，如清新的空气、纯净的水源、安全的食品——这些构成了人类生产生活的基本需求，是日常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各级政府理应承担起首要的生产者和推动者的角色。

二是中国经济发展轮回理论。我国经济已走过三次发展阶段，先是第一产业农业向第二产业工业转型，成功解决了通过工业化推动经济增长的问题；随后，第二产业工业又向第三产业商业过渡，商业发展经济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然而，如今几乎所有的工业产品都出现了生产过剩的现象，市场已趋于饱和。以我们国家的服装、电器、电子、日用品等产品为例，哪一样不是供过于求呢？商业地产、商业金融、商业餐饮等领域，无不笼罩在萧条与危机的阴影之下，每一项行业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因此，当前第三产业向第一产业农业的回归已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动向，这无疑是指向了健康农业而非垃圾农业的方向。这种回归并非简单的低级重复，而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循环。工业与商业对农业的反哺，特别是对健康农业的支持，已成为所有发达国家政策所推崇的。在工业与商业领域出现过剩与衰退之际，从业者不断探索新的产业领域和盈利增长点，而健康农业显然成为了他们眼中极具潜力的投资领域。中国众多企业巨头纷纷将资金注入健康农业领域，这无疑是一个显著信号。例如，联想集团的柳传志投入了数十亿元资金，成立了佳沃农业，专注于有机蓝莓和有机猕猴桃的生产与运营；汇源果汁的朱新礼也投入了超过十亿元，致力于有机蔬菜和水果的种植与加工；网易的丁磊投身于养猪事业；万达集团的王健林则投资了数千亩土地；此外，还有众多原本从事地产、煤矿、医药等行业，以及政府退休老干部、电子行业从业者等，他们都已经纷纷加入到了有机农业的产业大军中。

第三点是关于都市有机生态农场发展模式的学术理论。我根据我国农业的地域分布，将其经营模式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我国较为偏远的地区，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场；另一类则位于我国大中型城市的周边，以销售为主打的农场，我们将其简称为都市有机生态农场。对于这类农场，它们应当遵循一个核心的发展理论模式，即“农业走向商业化，商业融入田园化”。

都市的有机生态农场不应仅限于种植蔬菜、水果或进行部分养殖活动，它还应当采取商业化的模式进行运营。在农业商业化的过程中，必须以有机生态农业生产作为根本，并引入众多商业化的项目，诸如生态餐饮服务、产品展示与销售、农耕体验活动、农耕知识教育、旅游观光游览、休闲垂钓活动、生态会所服务、生态养生保健以及生态养老服务等。城市居民饱受空气污染和职场压力之苦，迫切渴望重返自然、拥抱生态、回归田园生活，这一点从北京周末出城道路的拥堵状况便可窥见一斑。因此，构建自然与生态相结合的商业环境，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满足了都市人的憧憬与期盼。

我对未来农业、农村及农民的发展趋势作出三项预测，预计在接下来的十年左右，将出现以下三种情况：首先，目前相对偏远且较为贫困的地区，在未来的十年左右将转变为相对富裕的区域。偏远贫困地区的水质和空气质量相对更佳，对于人类而言，这两者至关重要。既然如此，无论是购买优质的健康产品还是选择休闲度假，都需承担更高的成本。因此，这些地区反而显得更加富裕。正如上个月在贵州举办的国际生态产业发展论坛上，贵州省省长所言，尽管贵州的经济增速较慢，但这恰恰是贵州发展生态经济的绝佳时机。

二是中国将会发生第二轮的“上山下乡运动”。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的年代，我国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展了首轮上山下乡活动。毛泽东主席曾提出“农村是一片广阔的天地，青年人去那里可以大有作为”的口号，并强调“知识青年应当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于是，我国政府动员了众多城市知识青年，让他们离开城市，前往农村定居和劳动。这场政治运动旨在消除“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以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这场运动基本是被动的带有政治色彩的运动。

然而，在未来大约10年的时间里，中国将迎来一场新的“上山下乡”浪潮，这场运动将更多地体现出主动性和经济性。城市面临的生活污染、运营、商业经营和就业等多重压力，再加上我国农村劳动力人口急剧减少，中青年农民纷纷涌入城市寻求工作，农村仅剩老弱病残者留守，造成土地大面积荒芜或采取粗放式经营，要么产量极低，要么过度依赖化肥农药，导致农产品污染严重。

当前这一社会整体状况及发展阶段，促使及驱使众多有才华的才子和有远见的智者，以及那些在城市中辛勤劳作的农民，重返农村，掀起一股以新农村农场为模式的大规模圈地热潮。他们致力于采用农场化模式进行农业的经营与生产，旨在追求生命的健康与商业的盈利。实际上，当前从事有机生态农业的群体中，大部分并非出身于农民家庭，这一事实已得到证实。

在中国，未来的农村土地拥有者将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场主。农民若转为职业员工，则意味着回归到解放前“地主加长工”的经营模式，其中地主对应农场主，长工对应员工。假设一位农民员工在家乡每月能赚得1500元，这相当于在城市中能获得3000元的收入，既然在乡村就能享受到与城市相当的工资待遇，那又何必背井离乡去他乡谋生呢？法国的农业在早期面临着劳动力的大量流失问题，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状况得到了改变，现在主要是由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来承担农业生产和经营的任务。

中国农村农业发展适度规模的农场制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和明智选择。早在三年前，我就曾预言中国农业必须走向农场制之路。而今，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明确提出了发展家庭农场的号召。那么，农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它在于土地的相对集中，通过这种集中，形成一定的组织结构，进而成为市场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并承担相应的社会和法律责任。同时，农场还需引入相对优秀的管理和专业人才。只有如此，才能切实提升农业的生产力和经济收益，并确保产出无污染的农产品，从而保障国民的健康生活。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