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农业在中国的推广更待破题

我国有机农业推广不仅面临价格高、认证贵、信任难等挑战，其背后还存在生产者和消费者农业生态理念的深刻变化，仍需解决。 目前，中国有机产业仅释放了约12%的产能。 如何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建立信任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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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财经》记者 邹碧莹

编辑| 王艳春

玉米，5元一个。 木耳，15元一捆。 五花肉，65元一斤。

8月22日上午10点，北京有机农贸市场在上地五彩城广场开业。 摊位上的农民大喊自己的农产品，说他们不使用农药、化肥。 绿叶蔬菜上可见虫眼，韭菜香气浓郁，瘦猪肉中夹杂着雪花般的脂肪沉积。 许多农产品的价格比市场平均价格高出一到两倍，而且仍然畅销。 “只有不使用化肥、农药的农产品，才能拥有真正的农产品香味。” 一位市场工作人员告诉《财经》记者。

“沃翠园”农场在河北保定拥有土地100多亩。 摊主陈子玉告诉《财经》记者，他们根据农作物和季节，使用蒜汁、韭菜汁、花椒水、烟叶水等替代农药防治害虫。 。 “有机意味着经常吃它对你的健康有益。” 陈子玉举例说，农民种西瓜时，会在根部放两种药，一种防蝗虫，一种防病害。 但西瓜在生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吸收药物。 成分，对人体健康造成慢性损害。

而有机农产品则让农民付出了更多的努力。 “不像现在的大面积农田，化学生物普遍存在，没有情感。” 几乎每天早上，陈子玉都会到地里查看农作物的生长情况，是否有病虫害。 “这几乎就像等待坐月子的孩子一样。” ”。

食品安全问题不止一次地拨动着社会的敏感神经。 据了解，我国化肥、农药的使用量位居世界第一。 2019年，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农药利用率分别为39.2%和39.8%。 与发达国家50%~60%的利用率有一定差距。 中央政府的“一号” 2019年一号文件提出，增加优质绿色农产品供给，推动农业由增产转向提质。 对此，中国农业大学有机农业研究中心主任杜香阁告诉《财经》记者，过去，无公害农业只是指禁止使用剧毒、高残留农药。 绿色农业意味着减少农药和化肥，而有机农业则要求禁止使用一切合成肥料和农药。

2005年4月，中国发布了首个有机产品国家标准，将有机产品定义为“真正天然、无污染、优质、安全、营养的保健食品”。 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有机农业国家，国内有机食品消费市场正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长。 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后，有机生活正在成为主流健康生活方式。 有专家预测，有机食品将是未来食品工业的发展趋势。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和食品安全意识的兴起，有机农业或将成为生态农业和农业污染治理的突破口。

然而，我国有机农业的推广仍存在瓶颈。 《中国有机产品认证与有机产业发展（2019）》测算，2018年中国有机产品销售额约为631.47亿元。 与2019年中国农产品1.86万亿元的销售总额相比，有机产品的消费仍局限于少数群体。 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中国有机农业的推广不仅面临价格高、认证贵、信任难等挑战，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生产者和消费者农业生态理念的深刻变化，这使得有机农业在国内的推广面临着挑战。仍需解决。

价格贵五倍，有机生产商仍表示很难赚钱

8月8日，黑龙江省北安市红星农场刚刚下过一场雨。 雨中的黑土滑如油，金色的麦浪在风雨中无声无息。 原定的小麦收获过程也被中断。 作为北大荒农垦集团旗下专业生产有机食品的农场，红星农场从2003年开始开发较晚、无污染的黑土进行有机种植，如今有机作物面积达到4万亩，总种植面积达4万亩。年生产能力24000吨。 被认定为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

这里的土地完整而平坦，已被冰雪覆盖了近半年。 该农场使用进口机械种植小麦、大豆、卷心菜和玉米等有机作物。 在此期间不使用农药、化肥，采用物理方法消灭害虫。 有机面粉、有机面条、有机豆酱、有机酸菜、有机杂粮等50余种产品被加工贴上“亲民食品”标签，运往全国沃尔玛、山姆、物美、盒马等大型超市。国家。 其中部分产品还出口到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家。 红星农场依托黑龙江农垦北大荒集团集团化管理，引进耕作机器人等现代化机械和农业科技管理，近年来探索发展有机食品产业。

不久前，红星农场和薇娅团队进行了三场直播带货，共销售有机饺子粉10万袋。 今年上半年，沁民食品实现营业收入4500万元，同比增长44%。 不过，红星农场董事长江耀辉告诉《财经》记者，他们从事有机种植和有机加工已有17年。 他们前15年一直亏损，近两年才微薄盈利。 2019年，沁民食品全年营收7300万元。 虽然不是特别理想，但仍然坚持有机农业的实践。

“产品从工厂到一级经销商、二级经销商的价格可能比较高，但最终并没有让消费者享受到真正的实惠，我们工厂也没有收获多少。” 蒋耀辉介绍，出于土地轮作的要求，大豆必须就地种植。 大豆按照有机操作标准进行管理。 每公斤成本比普通大豆高6分钱。 但该农场缺乏大豆深加工的条件。 如果直接销售初级农产品，可能需要低于成本价销售。 每吨你将损失1200元。 一万吨将造成损失1200万元。 接下来如何进军大豆深加工是他们思考的重点。

《中国有机产品认证与有机产业发展（2019）》显示，2018年，我国按照有机产品标准生产的有机植物面积为410.8万公顷，其中新疆、黑龙江、内蒙古、辽宁、贵州排名跻身前五。 有机动物产品总产量279.68万吨，有机水产品总产量55.95万吨。 不过，多位专家告诉《财经》记者，目前中国有机产品的销量仅为产量的一半。 杜香阁指出，国内有机产品有价无市、有机生产不能当有机卖已成为普遍现象。

按理说，有机产品的定价远高于普通农产品。 为什么制片人还说赚钱难？ 《财经》记者在红星农场了解到，3公斤有机饺子粉售价为42元，而市场上某知名品牌的饺子粉6公斤售价为45.5元，贵了一倍； 一公斤有机酸菜售价15元，淘宝上某品牌售价15元。 卖一万多元的五公斤酸菜只卖12.8元，贵了五倍。 辽宁一家私营酸菜厂的老板曾问红星农场北京公司总经理李东，“我们的酸菜5块钱一包，你赚多少钱？”

然而，有机产品的内部成本非常高。 李东以红星农场有机酸菜生产链为例介绍：大型有机白菜种植基地，300人的人工除草团队，每年缴纳有机产品认证费，一家酸菜工厂投资7000万元2007年，2007年投资7000万元建成酸菜工厂，技术研发投入加工，而有机酸菜产品只能盈利两三年的现实……事实上，很少有企业能做到像这家国企承受这么高的长期投资。

虽然投入了更多的资金和劳动力，但有机食品的单位产量实际上较低。 李东说，当地采用高度机械化作业管理和农业科技应用。 但与使用化肥、农药的农田相比，红星农场各种有机作物的产量还只有一半。 杜香阁认为，有机农产品的商品转化率较低，市场购买力不足。 生产成本只能转嫁到少数可销售商品上，从而促进了高市场价格的形成。 “比如，有机苹果可以卖到20元一斤，但能达到这样品质的有多少呢？”

此外，农场在被第三方机构认证为有机产品之前，需要经历一个转换期。 在此期间，农场必须全面按照有机标准进行管理，杜绝化肥和农药。 但目前尚不能使用“有机”、“有机”等词语进行促销。 在我国，植物的转化期一般为2至3年，畜禽产品的转化期根据生命周期确定。 例如，奶牛的转化期一般为6个月。 在此期间，农产品很难以有机价格出售，这也对未来的价格上涨起到了作用。

与国外相比，中国有机产品的价格是否偏高？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教授乔玉辉观察到，在国外，有机食品的价格普遍比普通食品高20%至30%。 一倍的价格已经很高了，但在中国，有机食品要贵1到2倍，有机蔬菜更贵。 3到10倍，差距明显更大。

不过，乔宇辉在与学生对北京周边有机产品的价格进行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有机产品的价格并不高。 “有机农业使用较少的农药，保护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避免后期环境管理成本，并产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乔宇辉告诉《财经》记者，国内普通农产品的定价没有考虑环境成本。 而且收入比国外便宜，所以两者的价差就变大了。

市场尚未完全释放。 消费者的信任从何而来？

瑞士有机农业研究所和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今年2月联合发布的《2020年世界有机农业概况及趋势预测》显示，2018年全球有机农田面积突破7150万公顷（含转换期）。 澳大利亚拥有最大的有机农田面积，为3570万公顷，其次是阿根廷和中国。 2018年，全球有机农业平均农业用地占常规农业用地的1.4%，而中国2017年所占比例为2.2%，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相应地，2018年全球有机食品和饮料销售额超过950亿欧元，需求仍集中在美国、德国、法国、丹麦、瑞士、瑞典等欧美国家。 《中国有机产品认证与有机产业发展（2019）》指出，2017年中国有机产品销售比例为45%。亚洲有机国际联盟主席周泽江曾表示，截至2017年底，中国人均有机食品消费额为43元。 可见，中国有机消费市场仍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石岩，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 她于2012年创立共享收获农场，目前在北京拥有300多亩有机基地，定期为1000多户家庭配送有机蔬菜、鸡蛋和肉类。 据她观察，受过高等教育的中等收入人群，特别是有0至18岁孩子的家庭，是中国有机产品的主要消费群体。 与价格相比，生产者是否值得信赖是影响消费者决策的主要因素。

北京现代有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罗发红曾表示，中国有机产业仅释放了12%左右的产能。 其根本原因是生产过程不透明，上下游信任关系难以打通。 如何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建立信任纽带？ 《财经》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有机产品质量确认主要依靠国家认监委认可的有机认证机构的第三方认证。 而且，严格来说，按照我国现行规定，只有经过这种方式认证的农产品才能称为“有机产品”。

据了解，我国有机产品认证制度于2005年建立。2004年以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相继制定和实施有机产品认证制度。发布了《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有机产品国家标准和与国外有机认证标准接轨的《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对生产、加工、标签和销售以及管理体系提出了具体要求。 2011年至2014年，我国对上述文件进行了修订，并发布了《有机产品认证目录》。 新的有机产品认证和监管制度堪称“史上最严”。

例如，2011年修订的《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等标准对有机产品生产的土壤、水质、空气等都有严格、详细的规定：有机农田需要与周围农田隔离一定距离。避免被漂移农药污染的程度； 土壤需要通过添加有机质、动物粪便等来恢复其肥力，并通过轮作植物而不是长期种植单一作物来维持其肥力的平衡。 此外，第三方认证机构必须对所有产季（作物）的产品进行现场检查。

国家认监委今年7月发布的信息显示，截至2011年12月，我国有机认证认证机构共有23家，其中包括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北京中鲁华夏有机食品认证中心等。 截至2018年底，中国共有12226家生产企业按照中国标准获得了18955张有机产品认证证书。 所有获得第三方认证的有机产品都有一一对应的17位“有机代码”，可在国家食品农产品认证信息系统中查询。

但第三方认证更适合规模化农场和企业。 认证机构按照品种数量和原产地面积进行认证收费，一些小规模、个体农户被挡在“有机”大门之外。 中绿华夏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财经》记者，100亩小麦的有机认证费用为2万元。 第一次认证通过后，每年需要一次认证和一次费用。 2018年，有机乳制品公司中国圣牧宣布将减少部分有机认证方式，以降低成本、提高运营效率。 对于小农户来说，往往比较难以承担动辄数万元甚至10万元以上的认证费用。

在此背景下，PGS参与式保障体系在中国零星出现。 该模式是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根据拉丁美洲、欧洲和美国的有机实践提出并推广的。 已被印度、巴西等国家有机标准采用，北京农贸市场自2010年建立以来也已采用。石岩介绍，PGS系统注重实地调查。 检查人员所到之处都要详细观察、询问，包括农资仓库、大棚、地块、有机肥等，农民在检查过程中还可以互相学习。

目前，PGS系统主要由私人小规模运营。 石岩介绍，国内一些农场不仅自己生产、销售有机产品，也有代销有机产品的需求。 中国社会生态农场联盟于2017年注册成立，初步建立了以16个区域合作社和国内部分有机农场为基础的PGS体系。 区域合作社组织5人以上团队到农场考察有机生产，通过联盟平台向全国推荐有机产品。

“PGS体系也是基于有机国标，但有些部分可能会简化，有些部分可能会增加。” 石岩举例说，PGS系统考察的是可靠的人和环境。 合作社到农场办理认证时，会详细询问农户从事有机农业的经历和理由，要求农户记录保证书，还会抽查样品送专业机构检测。 PGS系统由于本地化可以参与无限制的检验，消费者也可以参与，可以与第三方认证相辅相成。

然而，农业生产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无论采取何种认证方式，都很难实现24小时监控。 蒋耀辉指出，一些农场投机取巧，只在农产品收获前7、15天不施农药。 事实上，结果是“有机的”。 当豆粕等含有农药残留的饲料流入养殖场时，可能会导致肉类污染，最终可能会出现各方推卸责任的情况。 “我们需要了解消费者想要什么。他们不一定需要有机标签。” 石岩认为，生产者无需高估“有机”这个概念。 消费者更加注重安全和信任。 有机生产的关键是谈论并尽可能完全透明地生产过程。

为确保消费者信任，蒋耀辉、李东等人还建议国家相关部门明确监管职责，避免“九龙治水”。 食品监管、农业农村、环境生态、海关等部门要形成有效协调的有机监管机制，通过信息科学手段在农场建立有机档案，掌握有机肥农药使用计量和种类。确保它们有据可查。

从“中国农耕”到中国，有机农业能否成为主流？

“有机生产是基于人们制定的标准，必须经过认证，而认证本身就是一门生意。” 张志敏是北京农贸市场的农民。 他从国际贸易转向务农已经23年了。 她创办的天府花园在北京郊区拥有150亩土地。 现在农场拥有相当的生物多样性，并形成了独立的生态系统。 在她看来，“有机”只是这个时代显得“更高级”的一个词。 她做的不是有机农业，而是“中国农业”。

事实上，有机农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09年的中国。 当时，美国农业部土壤研究所所长富兰克林·金曾游历中国、日本和朝鲜，并撰写了《四千年农民》一书，讲述他对三国农耕制度的调查。东亚国家。 书中认为，与大量使用化肥、不到一个世纪就耗尽土地的美国相比，东亚农业的粮食取自土壤，废物（有机肥）又回归土壤。 肥料与精耕细作相结合，形成有机循环，使土壤常新。

“有机农业”的概念于20世纪20年代和1930年代在欧洲和美国形成，其实践始于20世纪40年代。 20世纪70年代，石油工业的快速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受到更多关注。 日本地球保护协会以“一颗萝卜的革命”掀起了推广有机农业的热潮。 随着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的成立，有机农业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 中国的有机农业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 最初的目标是出口符合国外标准的有机大豆、茶叶、葵花籽、芸豆等，出口到日本、欧盟和北美。 直到2000年以后，国内有机产品市场才开始扩大。 开始启动。

如何认识当前的有机农业？ 与中国传统农业有何不同？

许多专家认为有机农业是商业农业的一种。 杜向革指出，种子和病虫害防治措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过去，中国农民用自己的农作物播种，导致产量低，但现在杂交可以带来更高的产量。 此外，过去害虫和疾病都是偶然发生的，但现在可以使用天敌和其他生物农药来最大限度地减少农业生产的损失。

石岩认为，有机农业与化肥农药支持的传统农业在“何时标记西红柿”等管理细节上并无区别，差异主要在“世界观”层面。 就像中医和西药的区别一样，有机农业将植物、动物、土壤和环境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将植物病害与环境因素联系起来，将昆虫数量与生物多样性联系起来，而不是通过喷洒来快速解决植物病害。杀虫剂。 疾病。

“有机农业可以损失10%的产量，让虫子吃掉。我得到了90%，但这个系统可以持续数千年甚至更长时间。但如果这些虫子被杀掉，虫子应该吃掉的10%会迷路。” %全部被夺走，最后整个生物链被打破。 这个体系可能只能维持100年。”在石岩看来，发展本地化有机农场的理想目标是实现“生产者保障消费者的生活”。 消费者保护生产者的生计。”

目前，中国农民和消费者对有机农业的接受度仍有待提高。 在石岩看来，有机农业不应该依赖监管，而应该强调前端生产。 有机农业的科普和推广目前主要依靠第三方认证机构。 认证机构靠收取认证费生存，或许还能告诉有机农业捷径。 因此，各国有关部门应带头开展有机农业科普教育。 和推广工作，让更多的从业者首先了解什么是有机农业。

杜香阁提到，农民急功近利，希望从土地上获得产能，通过化肥、农药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例如，在北京，政府拨出财政资金补贴工厂培育瓢虫、赤眼蜂等天敌，消灭农村害虫。 但由于它不如使用农药来得快，所以很少有人能坚持使用。 同样，还有土壤改良，就像中药一样见效缓慢。 “如果你的土壤不好，怎么能种出好庄稼，长出好品质呢？”

然而，农业本身并不赚钱，所以化肥和农药的使用也是相当无奈的。 乔宇辉指出，传统农民在技能、思维、销售渠道等方面都很难融入有机农业的发展。 特别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部分外出务工，留在农村的农民平均年龄为55岁。 “我们怎样才能让他们改变呢？”

如果我们想靠消费拉动有机农业的发展，“都说有机好，那你为什么不吃呢？” 一直是江耀辉心中挥之不去的疑问。 一方面，有机产品的范围非常有限。 杜香阁表示，大多数有机农户不具备深度加工能力，导致产品品种单一。 石岩表示，有机产品提倡按季节吃当地蔬菜。 养殖场提供的食物品种可能较少，配送时间有限，还可能存在虫眼等问题。 许多因素会促使消费者不再从农场订购有机产品。

另一方面，国内大型有机产品专业超市和市场平台数量仍不足。 乔宇辉指出，美国大型连锁超市Whole Foods销售的产品90%以上是有机产品，Swiss、Coop等零售商销售的产品有20%至30%是有机产品。 在中国，有机产品线上销售平台近年来发展迅速，但线下专业市场渠道仍需加强。

更大的挑战来自粮食安全。 华盛顿州立大学作物与土壤科学系教授约翰·雷金纳德 (John P. ) 2016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有机农业的平均产量比传统农业低 8% 至 25%。 美国农业部长厄尔·布茨曾说过，“无论谁提出发展有机农业，首先应该决定哪5000万美国人将挨饿”。 这一观点也反映了人们对有机农业的担忧。

然而，瑞士有机研究所研究人员发表的《有机农业可持续喂养世界的发展战略》一文指出，在温和的气候影响下，通过减少50%的食物浪费和50%的竞争性食物饲料，世界可耕地面积达到60%。 有机生产。 此外，有机农业可以增加豆类作物，以弥补动物蛋白供应的减少，使人类膳食结构保持在合理状态。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5年召开的第二届生态会议达成共识，大量研究表明有机农业对环境和人类健康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应大规模推广。 未来，中国有机农业的发展趋势将如何？ 许多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尽管有机农业很难成为一种主流农业模式，但有机农业的价值将在其在领导整个农业系统的绿色发展中通过资源投资，水，土壤，光，光和热的绿色发展而反映在其中的作用。比率，农业管理和其他改进将提高农业发展的质量。

Shi Yan建议应计算粮食生产的真正成本。 例如，粮食生产成本应包括农业非点源污染的后端治疗投资，以计算如何补贴有机农业并大规模促进有机农业。 Du 特别认为，常规农业应该是与谷物，棉花和石油等国家经济安全有关的品种的中流阶段，并且可以根据当地开发水果，蔬菜，茶和中药材料等经济作物，例如水果，蔬菜，茶，茶和中药材料状况。 目前，中国有机农业领域，包括野外收藏，总计约4500万英亩，将来可以将其适当地扩展到1亿英亩。

许多专家提到，我们可以参考日本，韩国和德国的实践，并优先考虑通过补贴为学校学生提供有机产品。 在振兴民族体质的同时，我们还可以找到中国有机消费市场的突破。 同时，将来，我们必须逐步建立整个有机食品产业链和供应链以及完整的产品可追溯性系统，并建立基于生态的消费者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