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嫣：可持续农业与公平贸易，国内第一位公费去美国务农的学生

【施妍】女，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后，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国家发改委公共营养与发展中心全国健康家庭联盟健康传播大使。 研究方向：可持续农业与公平贸易，中国第一位赴美公费农业务工生，原小驴市民农场名誉主任。 现在他是共享收获CSA项目的创始人和负责人。 中国社区支持农业和可持续农业的重要推动者。 On March 16, 2016, Shi Yan was as the "Young " in 2016.

《农家四千年》简介

最近，应朋友之邀，参加了一个读书会，介绍《农夫四千年——中朝日三国永续农业》一书。 这本书是我和妻子五年前翻译的。 为了介绍本书在读书会的情况，作者重温了本书。

《农夫四千年》一书之所以在有机农业领域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应该是因为它是第一本反思西方依赖不可再生能源的农业耕作形式并介绍其出版的书籍。延续数千年的东亚农耕文明 在书中，金解释了他访问东亚三个国家的目的：“我们渴望了解土壤如何能够生产足够的食物来养活这些密集的人口两千年或三千年甚至四千年后，三个国家。成为可能。”

一百多年前，美国殖民形成的规模化农业耕作模式就已经面临种种困难：农业生产高度依赖不可再生能源投入； 一百年后，美国农场数量锐减，农场越大，越依赖农药、化肥和农机投入，农场陷入“grow or go”的困境，农村社区越来越腐朽。

本书作者是美国土壤局局长。 他于 1909 年 2 月 2 日离开美国西雅图，并于 7 月下旬返回。 他在中国逗留了大约4个月零20天。 他在太湖流域逗留了两个半月。 他还访问了香港、珠三角和西江流域、青岛、济南、天津和长春。 晋视察水稻耕作、旱作。 他书中反复提到的核心点，就是当时中国城乡之间、村庄内部的物质发展。 循环，尤其是农业与衣食住行的关系，文中的描写展现了传统农耕社会的景象。 “常新”，核心是处理好农业与天、地、人的关系。 农业要因地制宜，农民要处理好主客体的关系。 这就是管理农事。 .

这让我想起很多人常随口说的一句话：“我种田几十年了，不打农药化肥，就没有收成！” 这些描述实际上反映了农民对物候的认识、提高土壤肥力和作物管理之间的关系。 农业耕作技术体现在农民对三者关系的把握上。 当然，技术水平有高有低，不仅仅与从事农业的时间长短有关。

就像郎师傅和马师傅，我们通州顺义两个蔬菜种植基地的技术人员，种的是同一种蔬菜。 虽然都是有机耕作方式，但还是有技术上的差异，会影响产量。 差异本身来自经验。 这也说明，就农业技术本身而言，有机农业技术无法与传统农业技术相提并论。 无论是有机农业还是传统农业，在具体的农业操作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在中国传统的农耕思想中，施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土壤施肥”，而不仅仅是满足美国农业模式中的微观营养需求。 中国农业的思想是整体性的。 这本书提到了当时使用的十几种肥料：人粪、畜禽粪便、蚕粪、蚯蚓粪、草木灰、植物叶子、绿肥、堆肥、骨肥、泥肥、土肥、稻草、螺蛳壳、豆饼、炉灰等，书中还描述了中国农民种植技术的核心原理是“如何集约有效地利用时间和空间”，所以套种、套种、复种、轮作等等，都是为了以有限的资源获得更多的产出。

当然，笔者在中国的四个月里，也经历了很多中国的风土人情。 农业为中国人民提供了衣食住行的原材料。 蚕桑、茶叶、烟草、建筑、燃料、织物等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与乡村生活相关的是在这种生活方式下形成的乡村文化，淳朴、节俭、快乐、知足、忙碌、安宁……虽然这个词汇所描述的那个时期中国人的生活从黑和书中的白色照片 有人肯定会说黄金浪漫化了当时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但在农耕文明条件下，这样的生活方式可能是自然形成的，靠近土地，是否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接下来，它会更接近自然节奏。 生命过程涉及大量的物理、化学和心理反应，而时间是所有这些反应的函数。 农夫是勤劳的生物学家，总是努力根据农耕季节安排自己的时间。

（一百年后的今天，农民已经远远落后于激进现代化的浪潮，社会反应条件也已经大不相同。农民的价值认知能力和自我价值认知与传统的农民有很大的不同。百年前。作者和本书的作者都没有做出价值判断。）

费孝通读完这本书后写道：“中国人就像整个生态平衡中的一个环节，这个循环就是人与土的循环。人从土里生，食物从土里取，粪便还给大地。”土壤，生命的尽头，回归土地。一代又一代，周而复始。”

有机农业的阶段性发展

有趣的是，金完成这本书后，英国博士霍华德。 在土壤科学方面，被皇室派往印度教授耕作技术。 对有机农业的批判与反思，完成了对有机农业也有很大影响的《农经》一书。

之后，以鲁道夫·施泰纳、罗代尔、福冈正信为代表的生物动力农业、有机农业、自然农业的核心理念相似，只是在技术操作上有所不同。 但是，它们都是国际有机农业。 农业运动的一部分。

从这个发展阶段，我们可以看出，有机农业并不是像很多人想的那样追求最纯净无污染的食物，就像很多人会问：“北京的空气都被污染了，我怎么种有机？” 其实在这个问题中混淆了有机农业和有机认证产品的区别。 这个阶段从20年代开始到70年代和80年代。 这是各种有机农业思想和哲学起源的时代。 这个时代面临的问题 背景是西部大农场模式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如何让农业更加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是这个时代农业思维的基础。 这个时代也被称为有机农业的1.0时代。

一个世纪以来，有机农业所面临的农业问题在西方愈演愈烈。 20世纪60、70年代，随着发达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许多发展成本也被转移，如农业污染、食品安全问题等。 越来越突出，对有机农产品的市场需求越来越大。 这一时期，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成立了许多民间有机农业协会，也出现了不同生产标准的区域联盟。 标准不一致导致贸易困难。 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开始出现了各国的国家标准。 利益相关者平衡。

有了标准，就很容易形成市场规模。 70年代到2010年代，这段时期是有机农产品贸易大发展的时期。 在有机农业运动的舞台上，有机产品进出口、国内市场开拓、大型展会等现象更加活跃。 这个时代有机农业的特点是有机农产品更加市场化、产业化、全球化。 这个时代也被称为有机农业2.0时代。

当然，现阶段也存在很多问题。 例如，有机农业也实现了产业化。 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以较低的价格出售，美国许多大型有机农场都会雇佣墨西哥非法移民来工作。 很多人认为有机农业已经背离了“生态、健康、公平、关爱”这四大原则，虽然有机产品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的利益，但公平和关爱的理念并没有在有机农业体系中得到体现. 也就是说，在有机农业系统中，经济再次脱离社会。

还有一些关于降低有机农业标准的讨论。 很多人认为，降低有机农业的标准是为了不断扩大国内有机产品的市场份额，以应对日益增长的有机农产品需求，比如是否允许使用转基因种子等。

也有不少人认为有机认证本身就简化了有机农业的思维。 认证标准只是体现了对种植方式的要求，并没有体现有机农业对人与人之间关系，尤其是生产者与消费者关系的思考。 一个产品是否体现了四大原则中的关怀原则，或者关怀原则能否标准化，也是现阶段有争议的问题。

因此，现阶段我们看到，与第三方有机认证体系TPS平行的另一种有机农业认证方式参与式保障体系PGS应运而生。 该系统首次出现在巴西的一次有机农业会议上。 很多人提出，现在的有机认证，重新割裂了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关系，变成了中间的营利部门。 应该有一个新的认证体系，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拥有，认证过程对双方都有利。 一个学习的机会。

到目前为止，巴西、印度、新西兰和美国已经拥有国家认可的PGS系统。 他们认证的产品有的可以贴上“PGS有机”的标签，有的只能使用“生态”标签。 1970年代有机农业2.0阶段，欧洲和日本出现了提倡“直销、本地、友好”的产销模式，在日本称为“结盟”和社区支持农业（CSA）在美国。 因为这种模式本身就建立了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长期关系，所以很多人认为CSA模式本身不需要认证包括PGS模式。

在中国，我们把这种模式统称为“社会化农业”，意思是区别于只注重经济功能的工业化农业模式。 工业化农业只是把农业当作一种生产方式，把农产品当作一种商品。 在忽视农业在环境保护、生活、休闲、就业等其他方面的功能和价值的同时，社会化农业是以人为本的农业生产和流通方式。 2008年后出现的市民CSA农场、农贸市场、消费集体等模式，都是社会农业的类型。

2010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活跃在世界有机农业的舞台上。 他们提出，有机农业应该回归到以生产者为中心的本质。 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合会的主席是澳大利亚的一位有机农民。 由此，有机农业3.0时代已经到来。 在这个时代，有机农产品贸易依然会得到发展，但会更多地回归到有机农业四大原则的核心。

在这个3.0时代，我们看到IFOAM开始推动直接连接生产者和消费者的CSA，降低认证成本，让更多的小农加入有机农业运动的PGS参与式保障体系。 IFOAM曾与CSA国际联盟协商成为IFOAM平台下的分支机构，但该提议被理事会否决。 PGS在IFOAM后期的推广力度越来越大。 2014年在土耳其召开的第18届国际有机农业大会上，特设会前会讨论PGS的发展，并派出国际PGS委员会工作人员来华进行为期一段时间的交流。

有机农业在中国的呈现与西方有着不同的内容。 如果把现代话语中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作为首要评价标准，那么乡村文化就是这个标准下的最高文明形态。 农业不仅是农村文化中的一种生产方式，也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资本文明形态下，发展的内在动力来自于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 如果农业价值高，城市不能再源源不断地从农村抽血，城市化本身就很难获得低价劳动力。 搬家，如果在农村能拿到足够体面的收入，就不一定要去城里打工了。 然而，乡村文化本身的正外部性并不能简单地通过经济效应来衡量。

可以想象，如果我们的政策导向仍然朝着持续城镇化的方向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社区被摧毁，城市将不得不为此承担更高的风险成本。 农产品价格低廉，农民无法依靠土地谋生，只能进城打工，成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多从事建筑业； 低价也给了城市居民维持城市生活的低生活成本，城市生活消费“低价”产品不计其数，从吃到穿，但这些低价产品却有着极高的环境和农村社会成本。

因此，中国的有机农业不应简单地是对农业生产标准的认可，而应包括对本土文化的保护和认可。 中国有句俗话：“没有不能受的苦，有不能享受的福”。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靠人类自身的道德约束可能太苛刻了。 保护和珍惜现有文化不是一种保守，这是对中国文化“中庸之道”内涵的发展。

中国有机农业发展的瓶颈

发展有机农业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有机农业仅仅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或贸易产品，那么有机农业的发展必将陷入当前“工业化”、“机械化”和“现代化”的困境，即发展 出于某种原因，这些改造本身就有一定的价值，但若是为了改造，就一定会出现。 为使用大型机械而流转土地，使小农无法生存，资源掌握在少数大农场手中。

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支农资金补贴基本都给了大农场，而获得这些补贴的农场相对于农产品的收入来说是非常容易获得的，所以对农业的关注度越来越低。 与大量的补贴项目和越来越多的废弃设施相比，真正承担质量和生产基础的小农户获得补贴和进入市场的机会很少。

如果说中国发展有机农业的根本是保护本土文化，那么我们必须给予这些小农进入市场的机会和支持，以及公平有效的技术传播途径。 农民作为生产主体，选择种子、农药、化肥等投入品。 他们获得的知识是本地化的还是被专家学者和大型农业公司垄断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有机农业的困境，是因为农业政策本身都是有利于产业化农业发展的。 然而，促进多样化、非标准化、小规模化、本土化的农业政策非常有限，方向不是让大公司进入取代看似“落后”的小农户，而是给农民以组织、形式的基础。合作对接市场，真正聚焦农业方向，让农民安居乐业，为农村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政策方面，如何有效落实政策，减少利益影响的农业部门。

诚然，政府直接对接农户，交易成本高。 这时，就需要允许成立行业组织或农民协会。 成为应对危机的主体。 每次发生“草莓农药残留超标”事件，政府都需要做出回应，但又难以形成令人信服的解释。

有机农业倡导：公平、健康、生态、关爱四大原则，希望在有机农业3.0时代回归中国，有机农业的本源，重新探讨城乡关系、生活方式和生态值。